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农业应避免采取在中国做生意的方式。想在当地经营成功，仅获得行政批准远不够，更要获得社区认可
“我们不喜欢中国人在这里搞这么多（农业）投资。牛奶被直接送到中国去了，我们自己还得从澳洲大陆买牛奶喝。”
近日一份名为《被忽视的“社会执照”:写给对澳洲农业和相关产业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报告受到企业关注。报告开头部分引述的这段话，出自于该国塔斯马尼亚州斯坦利(Stanley)镇的当地人，该州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
目前，中澳两国间贸易额已超1600亿澳元（1澳元约合5.13元人民币）。对澳大利亚来说，中国是其大约四分之一工业产品进口的来源国，大约三分之一总出口产品的目的地，这意味着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6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农业投资为12亿澳元；在此前一年，这一数字仅为3.75亿澳元。其中，乳制品、肉类、海鲜和葡萄酒行业，则是中国农业投资者最感兴趣的几个领域。
十年来，中国农业对外投资范围从美国、新西兰等国逐步扩大到澳大利亚、巴西，做法也从单一的“圈地”，逐步扩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研发等领域。
不过，从整体看，中国农业“走出去”仍处于蹒跚学步状态。受投资国政治局势及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不少投资项目存在亏损或停顿状态。
“很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已经交了不少学费。如继续沿用目前的做法，（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等国）再交学费仍是免不了的。”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万博宣伟中国区副总监杨幸对《财经》记者说。
投资失败与成功的关键
受汇率变动，澳大利亚采矿业下滑，中澳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澳大利亚的农业继矿业和房地产之后，正在成为热门的投资领域。
随着中国对清洁、绿色食品及农业产品持续增长的需求，澳大利亚的农业和食品出口中国被看作潜力巨大的蓝海，能填补其矿产品出口萎缩后的空缺。
据澳大利亚农业用地外资产权登记中心(Register of Foreign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Land)的数据显示：中国属于对澳农业投资的五大投资国之一，排在英国、美国、荷兰和新加坡之后，但中国资本拥有的澳洲农业用地面积仅为 146.3万公顷，与之相比，英国资本则拥有2750.4万公顷的农业用地。
从传统来看，澳大利亚农业并不是一个“排外”的领域：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英国对羊和羊毛的投资促进了该国的冷藏运输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嘉吉(Cargill)等公司为首的美国投资推动了该国机械化和物流业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来自日本的投资则促进了该国整个农业供应链的“垂直整合”——农场、生产加工、运输、在日本的营销和分销；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则成为了新的投资主力。
“就报告内容进行调查时，我们采访的多位人士都提及了澳大利亚近年来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上述报告的另一作者，来自澳大利亚Powell Tate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倪昂利 (Alistair Nicholas )对《财经》记者称。他曾是澳洲联盟党的贸易政策顾问，也曾担任过该国驻华盛顿贸易专员。
按照该国罗伊研究所(LowyInstitute)2016 年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7%的澳大利亚人反对“澳大利亚政府允许外国公司收购澳大利亚的农业资产。”
美国作为澳大利亚传统的盟友之一，该国ADM公司在2013年时收购澳大利亚管理和销售粮食作物的谷物公司(GrainCorp)，被以“国家利益”为由遭到了否决；到 2016 年底时，ADM决定出售其在谷物公司剩余的19%的股份。
2015年时，来自中国宁波的一家农产品公司在收购该国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Gipplsand)的几家农场时，同样遭遇了失败。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此之前，该公司其实曾有过收购该国牧场的经验。
按照这家中国公司的原定计划，其会通过2015年的这项在澳大利亚的收购，建设一个千头规模以上的牧场，并在当地建设一家牛奶罐瓶厂。但当地的议会在收到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400 份反对意见书后，于 2015 年 8 月全票否决了这项计划。
“中国投资者没有与当地社区沟通，看看当地人是否支持他们的计划。”该报告指出，“这家公司认为获得联邦和州政府对初始投资批准就可以推动其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了。其不了解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政治制度和架构，也不了解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和当地社区的感受。”
与之相比，山东如意集团收购该国库比棉场和新希望集团投资若干家农场的所谓“联合经营”的做法，则被作者认为能提高投资成功率。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2012年库比棉场被如意集团收购前，其已在2009年因负债进入自愿管理破产程序。澳大利亚方面为收购开出了一系列严苛条件，但一些澳大利亚人仍认为，这些投资令外国政府控制了澳大利亚的关键资产，牺牲了本地农户的利益。
例如，昆士兰州的一位参议员曾经称：从库比棉场的规模来看，它是澳大利亚棉花产业的一笔“战略资产”，不应卖给“不透明”的外国公司。
该报告则分析称：为成功收购，如意集团在收购后保留了当地的管理层，并同意出售49%的股份给当地合作伙伴。通过保留原管理架构，中国买家确保了能获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下简称为 FIRB ）的批准；更重要的是保留了棉场与社区间的联系。
在收购完成后，如意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包括投资3000 万澳元以提高棉花产量，投入更多资金对农场的灌溉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等；该集团还与当地企业签订供货合同，并承诺雇佣当地人。
与之相比，新希望集团采取的是与当地业主合作——投资其企业而非全盘收购，保留当地管理层及与当地社区的联系——的方式。因不涉及投资后企业重组问题，获得各类批准的速度都可以加快。
投资者与社区沟通不容忽视
《财经》记者此前采访的多位中国农业专家均认为：中国农业“走出去”时，政府和企业都应该具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政府应通过各类手段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则在向产业链各环节延伸之际，可通过与跨国企业相互参股方式尽量降低各类风险。
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其站在澳大利亚的角度，对中国投资者给予了一定的风险提示。事实上，澳大利亚想要发挥其向中国出口食品和农业产品方面的潜力，也希望提高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水平。同时，中国企业拥有在中国市场进行营销和分销的渠道。”
数十年前，来自日本的农业投资，曾经使澳大利亚的农民进入了其以往无法或者难以进入的日本市场。“如果不是有来自日本的投资，我们根本不会有这个市场，根本不会有与之相关的就业和税收。”澳洲一位农业人士称，“中国的市场潜力庞大，如果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这可以在物流、营销和分销方面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进入中国内地以往很难攻破的二三线城市。”
但该报告作者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农业投资者进入澳大利亚市场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其中包括了一些共性问题。例如，虽然并非所有的农业投资都是由中国的国企进行的，但不少澳大利亚人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并对此持有负面看法。
除此之外，不少澳大利亚人对中国农业投资者的担心是，其会对该国的土地照管不善，“常年过度耕种，肆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及“不关心环境或不节约用水”等一系列问题。
澳大利亚当地人士认为：许多来澳大利亚投资农业的中国投资者，其实并没有得到过好的专业指导，存在着“手拿宏大的计划，却对当地情况缺乏了解和必要的敏感度”的现象。
这是因为有些投资企业没有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在没有获得恰当的建议前，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会去中国；中国公司在没有合适的顾问之前，也不应该进入澳大利亚。”一位受访者称，其认为，中国的公司进入澳洲市场前需要聘请各方面的专业顾问，包括律师、管理咨询师、会计和公关专家等。
这一观点也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官员认同，一位官员表示，包括环保、水资源的准入和管理、能源、劳动力、健康以及安全，这些都需要做尽职调查。 “如果他们（中国投资者）做了尽职调查，他们就 会知道困难的程度，然后就知道要不要收购某项资产。或者如果他们决定进行下去，他们就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前任澳中商会新南威尔士州分会主席贺乐为则认为，中国华为是中国投资者的一个“好榜样”。事实上，华为在澳大利亚已经被很多当地人视作“优秀企业公民”，“其派遣了能融入当地市场的管理者，带来中国文化的精华并与当地文化相融合。”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乳业局的查理·麦克艾霍恩也认为，沟通是关键。他说中国投资者需要明确谁是他们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并与之进行沟通，“同澳大利亚乳业局对话，同农场主对话，同各州行业协会对话，同地方议会对话，同各州和联邦政府对话。让你的管理层、雇员和供应商安心”。
“中国的农业投资者必须要停止在澳大利亚按照中国的方式做生意。他们需要从一开始就向当地人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在澳大利亚投资，以及自己除了钱，还会给当地带来什么。他们要想在当地经营，仅仅获得行政的批准是不够的，还要获得‘社会执照’（即广泛的社区认可）。如果无视当地社区的感受，其经营注定会失败。”杨幸对《财经》记者称。(记者焦建/文王延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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